周恩来廉洁自律的故事

深蓝奏鸣曲壬

周恩来廉洁自律的故事   



故事一：对侄女严格要求



周恩来总理对自己的下辈要求是很严格的。1975年5月，周恩来总理得知侄女周秉建被抽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工作，托人转达他要周秉建返回牧区的意见，并在病床上打电话给周秉建，鼓励她学好蒙语，扎根草原干革命。1975年10月，病中的周恩来总理得知侄女周秉建，经插队地区牧民推荐，被批准进入内蒙古大学蒙语专业学习的消息，托夫人邓颖超转告周秉建：要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，坚持在基层、坚持在牧区干到底。1968年，15岁的周秉建响应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的号召到内蒙古牧区插队，当了一名普通的牧民，住进蒙古包，学蒙古语，穿蒙古袍，干牧民活儿，融入到牧民之中。1970年冬，凭自己的良好表现，通过正当途径，实现了参军的梦想。1971年年初，但到北京见到七伯七母（指周恩来邓颖超夫妇）时，周恩来总理又劝说她重新回到草原接受锻炼。



故事二：带头提倡平坟



周恩来总理带头移风易俗。1953年2月中旬，周总理委托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干部王雨波到淮安办三件事，其中一件就是给当地政府讲，周家的几亩老坟地，让当地农民集体耕种；如果坟丘有碍耕种，可以平掉，将尸骨装入罐中深埋。1958年6月29日，周恩来总理给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的信中又提到，为提倡平坟，请即将我家坟墓深葬，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。



故事三：不能占公家一分钱便宜



不能占公家一分钱便宜。周恩来总理平时严格要求自己，在处理老家的事情上就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的廉洁作风。周恩来的婶母（儿子被国民党杀害），其生活由周恩来本人每月汇寄生活费，不要当地政府照顾。对其伯母去世的善后费用，1957年3月13日，他叮嘱办公室工作人员函告江苏省淮安县人



委：伯母逝世后的善后费用，由周恩来自己负担。



1957年4月19日，周恩来总理给淮安县人委负责人复信，信中说：感谢县人委几年来对我伯母的关怀，今后由我接济伯母遗属的生活费用，请当地政府不再予以照顾。同时周总理汇去了对伯母的安葬善后费用。



故事四：坚持底线：不搞特殊化



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、接见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。按当时制度规定，夜里11点以后，可以吃夜餐。夜餐两菜一汤，有夜餐补助，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，按这个补助标准，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。可是，总理因为白天休息夜里办公，在人大会堂吃夜餐，坚持照白天的标准，交8角钱。



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。在田间地头，他与农民一道吃饭；在工厂矿山，他与工人一道吃饭；在招待所、饭店，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……唯一的一次搞特殊化，还是因为牙齿松动，犹豫再三才说出的“特殊”要求：“把我碗里的米饭煮的软一些吧。”



故事五：三次付饭费



那是周恩来总理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的事



这天下午周总理就要离开杭州了。几天来随行人员十分辛苦，周总理就吩咐秘书说：“今天中午，我请大家到楼外楼去吃便饭。”



楼外楼菜馆的经理、厨师和服务员一听到周总理要来请客的消息，都非常兴奋。服务员忙着把面临西湖的餐厅打扫得窗明几净，经理和厨师忙着商量菜单。11时左右，周总理和随行人员谈笑风生地踱过西冷桥，漫步白堤，来到了楼外楼。席间，他热情地与随行人员一一碰杯，感谢他们辛苦地完成了这次接待任务，并向北京来的同志一一介绍杭州名菜：这是活杀活烧的西湖醋鱼，这是产自西湖的油爆大虾，这是叫化子鸡，都是北京人难得吃到的西湖佳肴。当周总理看到服务员端上一盘盘他最喜爱的家乡菜时，一边举筷品尝，一边又向大家介绍说：“好久没有吃到家乡菜了，大家也来尝尝，这是绍兴霉干菜蒸肉，豆芽菜，霉千张，味道不错的嘛！”吃得大家兴高采烈。



饭后，周总理叫秘书去结账。省里同志出来阻拦说：“不必总理付了，由我们地方报销吧！”周总理听了说：“今天我请大家，当然由我付钱啰！”店里经理知道周总理的脾气，若不收钱，总理会生气的，就收了10元钱。谁知周总理又不肯，当即对旁边一位姓姜的服务员说：“这许多菜10元钱怎么够呢？一定要按牌价收足。”经理和厨师商量了一下，又收了5元钱。不料，又被周总理看到，生气地说：“谁请客吃饭谁付钱。总理请客吃饭，也要和一般顾客一样付钱嘛！”楼外楼经理没办法，只好又收了5元钱。这样共收了20元钱。



哪里晓得过了1个小时后，笕桥机场给楼外楼经理打来了电话，说周总理临上飞机前留下10元钱，付中午的饭费。楼外楼经理和职工们捧着这30元钱，都深深地为总理的这种廉洁奉公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大家商量了一下，只有按总理的吩咐去做，当即把当天午餐的饭菜，按照牌价单仔细算了一下，总共19元5角，和普通顾客一样结了账，并给周总理写了份详细报告，附上清单和多余的10元5角，寄给北京国务院周总理办公室。



故事六：勤俭节约：周总理的睡衣



邓妈妈七十多岁了。她戴着花镜，安详地坐在椅子上，给敬爱的周总理补衣。睡衣上已经有好几个补丁了。这一回，邓妈妈又穿上了线，右手捏着针略略抬起，左手在熟练地打结。她是多么认真啊。



一位年轻的护士，双手捧着这件睡衣，望着补丁上又匀又细的针脚，眼睛湿润了。在她们面前的小凳子上，摆着个针线包。这个绣着红五星的针线包特别引人注目。它是多年来周总理和邓妈妈随身带着的。是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就带在身边，一直带到北京来的呢？是从延安窑洞，从重庆红岩，还是从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？



大家都倾佩于周总理的良好修养，他总是和善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而这，离不开他的三个母亲对他的教导，离不开家庭教育的耳濡目染，他从生母那里学会了为人处世，从养母那里养成了勤于读书，从乳母那里了解了农民生活，正是这些积淀，为他未来成为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奠定了基础！



故事七：老家的房屋不要作纪念馆



老家的房屋不要作纪念馆。1953年2月中旬，周恩来总理听说老家当地政府要修缮周家的旧居老屋，并准备建纪念馆，专门委托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干部王雨波到淮安告诉当地政府，老屋有坏的地方可以修，如果当地要办医院、托儿所等公共福利事业，可用老屋和院子，不要建纪念馆。1958年6月29日，周恩来总理接到老家远房弟媳陶华来信，得悉淮安县人委准备修理他家的房屋。立即除派办公室工作人员去电制止外，自己又亲自写信给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，信中说：一、政府为我家修房，“万万不可”，即汇款五十元，请只将屋漏部分修好：二、除留陶华住所外，其余交公。三、公家接管后，“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，引人参观，如再有人问及，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，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；”四、公家如无别种需要，“最好不使原住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。周恩来总理在信中一再提出不要引人参观他家房屋，“否则，我将不断写信请求，直到你们答应为止。”



故事八：葬仪从简，不保留骨灰



周恩来总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与夫人邓颖超共同商定、相互保证，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掉，不作任何保留。1975年12月，周恩来总理当知道自己的病已不能再挽救时，一再叮嘱邓颖超：一定要遵守过去的约定，死后不要保留骨灰，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。关于丧事，对邓颖超说：葬仪要从简，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，一定不要特殊化。



厚葬祖先，泽被子孙，是中华民族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习俗。然而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例外，他不仅没有为自己家中的先人修陵造墓，还用各种方法把绍兴、淮安和重庆这三处的先祖及父亲的坟地就地平掉，并交给当地农民耕种。他生前嘱咐，死后不保留骨灰，把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山水水。1976年1月15日、16日晚上，周恩来总理的骨灰分别撒在北京上空、密云水库上空、天津海河上空、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。他说，人死后，不做事了，还要占一块地盘，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。



故事九：作风清廉：心中公私两本账



周总理吃饭自己付钱，这大家都耳熟能详了。这是因为周总理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。公就是公，私就是私，公私要分明。所以每次付钱，又会有不同的小故事。



有一次，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。接见结束后，总理感到有些饿，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：“有点饿了，咱们吃点便饭吧。“那是一般客饭，很快就吃完了。张永池一算帐，吃了两元八角。可是，张永池这次糊涂了。心里算了帐，楞是忘了给钱，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。还没坐稳，总理就问：“给了钱没有？“在得知张永池忘记给之后，总理非常生气，连忙让他回去付钱，并大声训道：“要会算经济帐，公私算分明，不然怎么行？“



公私分明，清清白白，堂堂正正，这就是周总理。所以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说起时，都说敢向全国人民保证：总理一生奉献，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！



故事十：藏在周恩来钢纸箱中的秘密



当年，周恩来总理有一只钢纸箱（钢纸是经特殊工艺处理的特种纸，多用做绝缘材料和隔热材料等），那是他在1954年出席日内瓦会议时购买的。



从那以后，周恩来每次出国访问，都要随身带上这只钢纸箱，因为在这只钢纸箱里，一直隐藏着周恩来的一个重要秘密……



1963年12月14日，周恩来出访埃及，下榻在开罗国宾馆。晚上9点多钟，一辆黑色轿车从宾馆驶了出来。聚集在门外的外国记者见是周恩来的专车，当即驾车追踪而去。



周恩来的专车开到了中国驻埃及大使馆，车门开了，从车内出来的是一位中等个头的男子。他下车时，手里拎着一只钢纸箱。认得那人的记者说，他是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。但那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，却没有人知道。



记者们带着疑问，又驱车赶回国宾馆，等待周恩来专车回来。成元功回来了，记者们也看清了，他手里拎的还是这只钢纸箱，还牢牢地上了锁?



钢纸箱里到底装的是什么？有人说，里面可能装有核按钮；有人说，里面装的是保密通讯工具；还有人说，箱子里装的是中国的核心机密材料！



这只钢纸箱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？



周恩来十分讲究仪容风度，他所穿的外套，件件都有棱有角、整洁干净，但是他的衬衣、衬裤都是穿破了再补、补过了再穿的，十分破旧。他出国访问期间，不便将这么破旧的衬衣拿出去给国宾馆洗衣房洗，而只能拿到我国大使馆，请人用手洗。送衣服的时候，成元功还要再三嘱咐：要轻轻地洗，否则用力过猛，衣服就碎了。



一次，有一位大使夫人实在看不下去，买来涤棉布，按周恩来衬衣的尺寸，给他做了两套衬衣。成元功忐忑不安地将这两套新衬衣拿到周恩来的面前，向他说明了新衣服的来历。周恩来浓眉紧锁，坚决让成元功将新衬衣退了回去。



周恩来出国访问，他的一言一行、一帽一鞋都在新闻媒体的“捕捉追踪”之中,如果稍有不慎，破衬衣被哪位记者发现了，也会给一些对我国不友好的国家制造口实：看，连他们的总理也穿这样破的衣服。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当然知道保密工作的重要性，于是，1954年从日内瓦买的这只钢纸箱就派上了用场。每天晚上，周恩来换下衬衣后，就由成元功把衣服装进箱子，送到大使馆，再把头一天洗好的衬衣装进箱子，加上锁带回国宾馆。这只箱子里装的不是什么国家高级机密，更不是什么核按钮，而是周恩来的旧衬衣。



这就是当年外国记者一直解不开的钢纸箱中的秘密。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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